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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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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九届理事会换届通知
各会员单位: 在各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已于2015年4月任期届满。 依照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章程规定,根据学会工作安排,换届选举工作于2015年3月份启动。换届工作以及理事会拟定于2015年6月中旬在浙江桐乡举行。 依照学会规定,(副会长、常务)理事人选由本单位决定,请各单位于2015年4月25日前将(副会长、常务)理事人选以公函形式(务必加盖单位公章、《关于推荐***同志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函》)发送到学会秘书处,请附理事人选简历,简历中包含联系方式(含手机号码、办公电话以及常用有效邮箱),以便交流沟通。 逾期不回视为自动放弃理事单位资格。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24号外交学院科研处(100037) 联系人:佟巍 电话:010-68323122 如遇工作单位调动,请通知原单位落实选举工作,如新单位有资格且有意加入学会,请与秘书处联系。 如单位资质变更,请在来函中说明,申请变更会员单位资质: 理事单位:国际政治类硕士点 常务理事单位:国际政治类博士点 感谢各单位的大力配合以及对学会工作的支持。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处 2015年3月25日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召开2014年年会
2015年1月12日,以“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4年年会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杨洁篪与会并做了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报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汪文斌出席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做了学会2014年工作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专业研究机构,以及外交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100余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 国务委员杨洁篪就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做了专题报告。杨国委概括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发展,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工作提出了坚定立场、服务大局和开拓创新的要求和希望。杨国委要求学会要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方向上努力钻研,研究如何抓住当前国际格局深入调整的时机,主动引导国际体系向着合作共赢方向健康发展。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汪文斌就2014年的大国关系做了主旨发言。他指出,2014年的国际形势在规则、制度和地缘等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他强调,在重新构建的国际秩序中,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进一步巩固我们在大国关系中的主动地位。 秦亚青副会长向大会做了学会2014年工作报告。秦亚青副会长总结了2014年学会的各项工作,并提出为了全面提升学会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在热点重大问题上的专题研究能力,加强与会员单位之间的联系,学会在2015年将进行一系列的机制改革,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好地建言献策。 杨洁勉、崔立如、黄仁伟、阎学通和金灿荣五位副会长就2014年国际形势梳理、国际秩序重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等主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并就与会学者提出的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年会还进行了分组讨论,与会学者围绕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学会今后的建设和改革、各单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问题积极发言,踊跃献策,为中国外交的发展和学会机制建设提供了诸多积极建议和意见。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4年理事会会议
2014年5月11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年度理事会。来自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青岛大学、延边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及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5月11日上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外交学院郑启荣副书记代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赵进军院长、复旦大学林尚立副校长代表杨玉良校长分别致开幕辞。赵进军常务副会长在发言稿中分析了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回顾了过去一年中国大周边外交战略的发展、总结了中国外交继承中有发展、有创新的特点,并要求国关学界开展务实的学术研究。林尚立副校长介绍了复旦大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的情况。会议于当天下午结束,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授做了会议总结。 本次理事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以“外交安全治理与国关学界的任务”为主题,阐述了中国国关学界的主要任务。兰州大学杨恕教授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变化因素入手,分析了过去一年来我国的反恐形势。吉林大学刘德斌教授就“乌克兰危机的多重效应”这一主题,从地缘政治效应、国家构建难题、对后冷战时代定义等三个方面分析乌克兰危机。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分析了乌克兰危机后的大国关系,认为世界不会因为此次乌克兰危机回到冷战,但是有可能出现新的冷战状态。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教授在“亚洲地缘战略的发展趋势”的主题发言中,概括了中国的亚洲地缘战略的特点,以及中国的战略考量。 本次会议共设有两个议程,分别是“乌克兰危机与国际格局变化”和“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周边外交问题”,学者们就此展开了热烈研讨,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与会代表们认为,在当前世界格局转型演进、中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历史关键时期,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八届博士生论坛
2013年5月25-26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八届博士生论坛在外交学院举行。此次博士生论坛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承办。来自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论坛》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论坛。在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后,来自北京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南京大学的16位博士生脱颖而出,入围参加本次论坛并做主题发言。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卢静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式,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外交学院副院长朱立群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分别致辞。朱立群秘书长指出,当前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加大,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亟需加强,她鼓励广大博士生要更多关注现实问题、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研究当中。苏长和教授认为博士生论坛是一个学生交流、师生互动、人才培养的平台,并就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创新与主要问题向博士生们提出了中肯建议和殷切期许。 在整个论坛过程中,本着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敬畏学术的精神,对所有入选论文进行了认真、客观、系统、深入的点评与探讨。此次入选的论文既有对历史经验的探讨,也有对热点问题的分析,既有对理论问题的探索,也有对具体问题深究。总体而言,论坛入选论文主要涉及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全球治理、中美关系、土耳其对外战略等方面。 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探索是历届博士生论坛的亮点之一,相对于以往历届论坛对宏观层面的主流理论的研究与批判,此次论坛的理论探讨更多集中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围绕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关系、伙伴关系、国际机制互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创见。如张鹏同学通过对有限行为体的阐述对地方部门参与对外关系发展进行了解释。作者认为源生于西方学术界的多层治理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和政治社会学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因而提出了有限行为体的解释模型,力图做到把握对外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主体现实,赋予地方部门以对外关系“有限参与行为体”的身份。张怿丹和苏瑞娜两位同学都对国际合作机制进行了分析。张怿丹同学采用复杂系统理论中的自组织理论分析了国际合作机制的产生与运行,并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例进行了深刻阐述。苏瑞娜同学研究了国际机制互动问题,认为以往的研究大多采取类型学分析方式,关注国际机制互动的现象,强调国际机制互动的手段,进而导致国际机制互动研究的国家行为体缺位。周玥晗同学试图从学理层面对伙伴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伙伴关系是一种国家间关系,需要从认知与互动两个方面加以研究。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伙伴关系需要明确伙伴关系的操作标准,即硬核成分与弹性成分。从互动的角度研究伙伴关系需要抽离出伙伴关系的具体实践特征。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秦亚青教授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在国内外引起了重要反响。隆德新同学则对秦亚青教授的专著《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进行了评析。作者认为秦亚青教授专著基于“世界为体,全球为用”视野,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以“交互格义”为路径依赖,从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深描”中国文化类型,通过将作为评价判准的“普适性”西方文化转换成比较参照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力图实现从“正在边缘化的文化”(非西方的)向“主流文化”(西方的)跨越,最终展开了其过程建构主义的逻辑。 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朱旭同学对孙子兵法的全胜策略进行了深刻论述,并将此运用到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当中。作者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全胜”策略将是积极谋划积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强大综合国力之“形”,精心构造伐谋伐交、威加于敌之“势”,巧用软硬实力,以威慑制止战争,最终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和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如何推进中美关系深入发展,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尤为重要。熊兴同学基于互信视角探讨如何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梳理了中西方对国家互信的研究,并就如何增强国家间互信提出了诸多建议。马妍同学以中海油并购尤尼科为切入点,结合对投资保护主义概念、逻辑、形成机制的分析,认为美国对华投资保护的施行之所以高于其它国家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一方面并购本身可能涉及到了敏感技术和产业的转移与控制,另一方面并购的主体带有国有控股企业的性质,因而出于对国家安全的保护和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挑战的担忧,美国国会便阻止了并购的进程。马洪喜同学比较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对2012年中俄两国大选的报道,认为不同的国家政治体制文化决定了相互之间不同的解读方式,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政治选举解读的异同体现了美国对不同于己的政治体制模式的理解偏差。以古鉴今也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尝试,陈康令同学认为拟血缘集体认同对古代东亚和平大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认为国家的战争动机可以区分为以“生存—生活逻辑”为核心的安全动机和以“利益—礼仪逻辑”为核心的利益动机。国家越是趋向基于生活逻辑构建集体认同,并遵循适当的“利益—礼仪逻辑”进行交往,就越能有效地避免战争发生,这也是促成古代东亚和平大势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区域合作显著发展,全球治理日新月异,与会同学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王在亮同学尝试透过国际政治的视角对区域化、区域主义以及区域性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其准确含义,从而为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区域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基本概念框架。赵亮同学基于广域一体化的视角,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对RCEP谈判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全球环境治理、气候变化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郦莉同学以排污权交易制度引出了国际关系中的管理学派。作者认为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呈现出多中心性和公私属性,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动力何在,但国际关系与管理学交叉形成的管理学派,则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当前全球治理中的生产范式变革和公私行为体合作进行能力建设的行为动机。赵斌同学探讨了新兴大国集体身份的形成机制并分析了全球气候政治叙事情境中的集体身份。作者指出,全球气候政治互动,建构了新兴大国自群体,然而,受制于具体议题导向下的分歧、主体间认知差异,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暂未有效形成。吴雁飞同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鉴于以往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基于完全理性从理性选择、博弈论、交易成本、霸权等角度加以分析,作者从心理学的社会贴现率、损失厌恶、对公平的感知、社会赞许四个方面分析了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并以此解释全球气候治理缘何难以形成。 苏闻宇同学分析了土耳其“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战略及其国际身份的定位问题。作者认为“战略纵深主义”表明土耳其要努力成为世界政治中“积极贡献者”和“中心国家”。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土耳其多元认同的再确认,也是对其国际身份的自我定位,但受国际社会影响将存在变数。 博士生论坛是激励博士生成长的重要平台。通过点评老师对论文耐心细致的点评,博士生们更能清醒地发现学习或研究当中的问题与不足,从而能够不断进步。综合各位评审老师的意见,本届论坛入选论文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问题缺失。好的研究问题明确了研究方向,也凝练了文献综述,同时有利于逻辑论证。缺乏问题意识是当前年轻博士生的通病,为此与会专家呼吁博士生们要更多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二是文献综述迷失。文献综述应该围绕研究核心问题展开,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文献综述要注重时效性和权威性。三是政策问题学术化。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并非所有政策问题都能进行学术研究。年轻学生进行政策研究必须慎之又慎,避免运用社会政治动员语言从事学术研究。四是理论与问题相脱节。宏大理论难以解释具体问题,对理论运用不当将导致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与会专家也提醒同学们不要随意制造新概念、新词汇。五是文风晦涩难懂。好的论文必须有好的叙述,语言风格简洁明快很有必要,专家建议要避免语言晦涩,避免翻译痕迹明显。六是文献选择失当。研究要有世界视野、中国视角,对文献的选择不能一味地偏好外文文献、厚此薄彼,忽视中国国关学界的学术贡献,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缺乏中国文献支撑将可能酿成致命硬伤。 本届论坛继续保持了与上届论坛所开创的博士生与期刊编辑的交流环节。希望通过博士生和编辑之间的直接交流、沟通,进而能够从事更有价值的问题研究,提升研究成果的发表概率。来自京内的国际关系研究综合类核心期刊的诸位编辑针对各自刊物的定位、选题范围、论文风格、审稿流程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博士生们就投稿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加深了博士生们对论文发表的基本环节的了解,也增强了博士生们未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参加论坛的博士生同学都深感受益颇多、不虚此行,这也意味这本届博士生论坛的成功举行。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凌胜利供稿)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2年理事会
2012年7月14-15日,以“中国大外交: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2年理事会会议在吉林大学举行。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大使等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和14日上午的大会。吉林大学党委书记陈德文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在会上致辞。陈德文在致辞中介绍了吉林大学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会会议在吉林大学召开表示热烈欢迎,并期望学会及其各会员单位与吉林大学展开更多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赵进军在开幕式上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学会如何发挥一流智库的作用发表了重要讲话。乐玉成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作了专题报告。吉林大学副校长陈岗会见了与会的外地代表。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巩英春出席了开幕式。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本次理事会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次盛会,共有来自30家60余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单位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还有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瀛泉教授、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睿壮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陈志敏教授等。外交部规划司吕录华参赞、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教授、外交学院副院长、学会秘书长朱立群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李少军教授、《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编辑谭秀英女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主任范勇鹏副研究员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大家围绕“软实力建设与中国国际影响力”、“周边形势与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与国际体系:历史与现实”三个题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杨洁勉教授、崔立如教授、刘德斌教授、秦亚青教授、黄仁伟教授和陈志敏教授先后在14和15日的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陈志敏教授、王存刚教授、张睿壮教授、李少军教授、黄仁伟教授和郑启荣教授等还就三个专题的讨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赢得阵阵掌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张慧智教授和法学院何志鹏教授先后就“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和“条约与文化的互构:近代中国形象的塑成与变革”作了专题发言。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院、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和经济学院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同学出席了会议,并与各会员单位的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话。会议的召开对于推动吉林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博士生论坛
2012年8月18-19日,第七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生论坛在外交学院对外交流中心举办。此次博士生论坛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以及《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科学》、《欧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论坛。在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后,来自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复旦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的16位博士生脱颖而出,入围参加本次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王帆教授主持了论坛,副院长朱立群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辞。朱教授指出本届博士生论坛将延续历届论坛的宗旨,也即促进学术交流、加强学科建设和鼓励学术创新,为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博士生提供一个创新、多元、兼容并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平台。 在整个论坛过程中,本着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敬重学术,敬畏学术的精神,对所有相关议题进行了严肃、客观、深入、深刻的探讨。论坛文章主题涵盖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既有对历史问题的追溯,比如贾付强同学关于“俄罗斯东正教的公共外交活动及其启示(1943-1953)”的分析;也有对当前热点问题的关注,比如王亮同学就“欧债危机与欧盟一体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总体来说,本届博士生论坛围绕以下主题进行:理论思考,中国的崛起与对外关系,美国对外战略挑战,欧债危机,全球治理以及公共外交。 在理论探讨的部分,同学们在梳理和介绍理论的同时,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和研究设计。论文对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提出质疑,并就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比如步少华同学认为温特的结构—施动者模型过于简单,在对结构化理论进行审视后,作者以“结构和行为体的相对重要性与关联性是随着社会本体深度的变化而逐渐调整的”为逻辑,提出自己的一套结构—施动者模型。以此希望能够“打破原有建构主义研究的中心概念—文化,有助于弥合理性主义与理念主义之间的鸿沟”。金新同学从空间转向的命题出发,借鉴相关学科,将空间作为一个变量,以空间的思维审视国际社会,试图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作补充,构建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 在关于中国外交的讨论中,以中国国力上升为背景,本着对中国大战略的好奇与追问,李侃同学对“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与现实世界存在冲突,而这些冲突的背后隐含着中国理想世界的雏形。”指出由于“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和巨大的规模效应,使中国无论做出何种国家意义上的政策决策都足以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相关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重重阻碍。王冲和祝鸣两位同学分别从“缅甸非政府组织反坝运动”以及“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非基建合作”两个事件出发,主张中国需要在“国家政策、企业治理、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方面提出应对之策,达到更好的效果。比如祝鸣的文章中认为,“在推动非洲地区一体化方面,中国可以逐步完善从非洲全局的层次进行前瞻设计和谋划;同时,中国企业应更为重视国际交流和对话,从而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增信释疑;此外,也应借助国际组织和基金会的力量加强国际宣传”。这些在作者看来都有助于提高中国更高的国际可信度,推进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 针对美国亚太战略,凌胜利和郭杰妮两位同学,从联盟的角度以及离岸制衡的角度,基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动因,指出中美关系是影响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因素,并对中国外交的应对策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凌胜利同学认为,“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亚太盟友共同施压,为了适应当前美国亚太战略、对华战略的需要,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联盟转型,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主要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程度的影响,呈现岛链化、北约化、雁阵化、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周厚虎的文章则关注美国霸权战略中的软实力要素,指出“在美国的崛起以及美国霸权的确立维系过程中,观念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要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国民观念,国家文化以及国际制度为基本变量分析了美国霸权战略中的软实力因素。作者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的‘巧实力’外交理念,与新孤立主义、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和平论一样,是美国政府实用主义外交的新标签”;“确保美国全球霸权优势,基于对权力和安全追求的现实主义理论依然是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前提”。 在目前世界面临全球治理能力不足的背景下,陈建山和余博闻两位同学从“新兴大国”崛起的角度,认为“新兴大国”应该更多的融入全球治理领导机制,加速全球治理领导机制的改革进程,具有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余博文同学对文献进行了深入梳理,明确分析了在现有领导体制衰落的情况下,影响权力交接的核心因素,并提出双核模式,也即“通过以BRICS为轴心整合南南合作,进而在G20内部建立BRICS-G7双核领导体制”,以期以此推动全球治理获得新领导力量。韦进深同学集中关注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一事实,指出在国际体系转型时期个别成员国利用了一些体系的松动和规则的退化。该文明确了为了解民主国家的遵约问题,了解其国内政治制度的必要性。这篇文章让我们思考有些国际规范是否太过超前。 在论及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之一的“欧债危机”时,王亮的文章意在对欧债危机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互动进行直观分析。他指出欧债危机的根源所在,也即南欧国家出现问题带来系统化危机,同时,他对当前欧债危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作者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是要完善或者建立相应的金融稳定机制以及共同的财政纪律。依作者的观点,欧盟一体化水平会随着欧债危机的解决而进一步提高。 作为本届论坛唯一一篇涉及公共外交的文章,贾付强同学从宗教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1943-1953年期间对外所展开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并指出这些活动对于构建苏联和平的国际形象的重大意义。 鼓励各位同学发现、提出问题,并在论述和解决问题层面上勇于创新是举办博士生论坛的目的所在。入选的论文无一不体现着博士生在理论和实证研究过程中所进行的探索性思考。专家的指导和精彩点评是论坛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论坛成功的基础。各位与会的专家在认真阅读相关论文后,本着学术平等的原则,从学术的角度,针对论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真知灼见,明确指出可供改进的建议。比如,就“新现实主义适用于对外政策分析吗”一文,与会专家建议可以有针对性地“探讨权力结构对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而没有必要沉浸在70年代的Waltz的论述中”。针对与会博士生在选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各位同学“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过去40年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仔细认真地梳理,明了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研究”,这有助于各位同学提出和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希望同学们的研究能够“落到基层,找出具体问题,进行实在研究,而不是站在一个学科的制高点指点江山”。在鼓励大家创新的同时,有学者语重心长地指出同学们应注重研究方法,明确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的问题要符合学科的规范和常识,此外,要扩大阅读量以充实论证。诚如朱立群老师在评论中所说: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需要好好地看世界。”在评论的环节,多位学者认为,尽管与会博士生都具有了一定的文献梳理意识,但是对于外文文献的过度依赖反而不利于国际关系现实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来自外交学院的陈志瑞老师从编辑的角度就文章的写作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建议。他指出,一篇好的学术文章有三个主要要素:问题、叙事、文字。详细说来,就是问题意识;运用概念、理论方法和核心事实说明问题;文字写作符合规范。同时指出,学术研究的第一目的是求真,不是解决问题;政策分析才是解决问题。 相较此前几届的博士生论坛,本届论坛做了一些调整和创新。首先是在论坛结束后,为博士生提供了一个与编辑的交流环节。希望通过博士生和编辑之间的直接交流、沟通,加深对所从事研究的重视,进行更为客观实际的研究探索。此外,本届论坛设计的另外一个环节是往届的博士生与在读博士生的交流。以此希望互通有无,汲取经验。再有,本届博士生论坛举办期间,各位评审老师都分别根据论文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场发现的研究短板,为在座的博士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阅读书单。此书单不仅局限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同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等其它范畴。比如王政毅老师推荐的《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以及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这些对于同学们此后的研究有非常好的实际借鉴意义。 此次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际上,作为国内高水平的博士生论坛,历届入选学生的论文都会集结成册,部分学生的论文在评审老师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已经发表在国内的期刊杂志上。很多同学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博士生论坛发现,激励和鼓励了他们。 第七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生论坛综述 吴湘宁 2012年8月18-19日,第七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生论坛在外交学院对外交流中心举办。此次博士生论坛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以及《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科学》、《欧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论坛。在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后,来自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复旦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的16位博士生脱颖而出,入围参加本次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外交学院院长助理王帆教授主持了论坛,副院长朱立群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辞。朱教授指出本届博士生论坛将延续历届论坛的宗旨,也即促进学术交流、加强学科建设和鼓励学术创新,为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博士生提供一个创新、多元、兼容并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平台。 在整个论坛过程中,本着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敬重学术,敬畏学术的精神,对所有相关议题进行了严肃、客观、深入、深刻的探讨。论坛文章主题涵盖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既有对历史问题的追溯,比如贾付强同学关于“俄罗斯东正教的公共外交活动及其启示(1943-1953)”的分析;也有对当前热点问题的关注,比如王亮同学就“欧债危机与欧盟一体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总体来说,本届博士生论坛围绕以下主题进行:理论思考,中国的崛起与对外关系,美国对外战略挑战,欧债危机,全球治理以及公共外交。 在理论探讨的部分,同学们在梳理和介绍理论的同时,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和研究设计。论文对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提出质疑,并就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比如步少华同学认为温特的结构—施动者模型过于简单,在对结构化理论进行审视后,作者以“结构和行为体的相对重要性与关联性是随着社会本体深度的变化而逐渐调整的”为逻辑,提出自己的一套结构—施动者模型。以此希望能够“打破原有建构主义研究的中心概念—文化,有助于弥合理性主义与理念主义之间的鸿沟”。金新同学从空间转向的命题出发,借鉴相关学科,将空间作为一个变量,以空间的思维审视国际社会,试图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作补充,构建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 在关于中国外交的讨论中,以中国国力上升为背景,本着对中国大战略的好奇与追问,李侃同学对“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与现实世界存在冲突,而这些冲突的背后隐含着中国理想世界的雏形。”指出由于“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和巨大的规模效应,使中国无论做出何种国家意义上的政策决策都足以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相关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重重阻碍。王冲和祝鸣两位同学分别从“缅甸非政府组织反坝运动”以及“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非基建合作”两个事件出发,主张中国需要在“国家政策、企业治理、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方面提出应对之策,达到更好的效果。比如祝鸣的文章中认为,“在推动非洲地区一体化方面,中国可以逐步完善从非洲全局的层次进行前瞻设计和谋划;同时,中国企业应更为重视国际交流和对话,从而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增信释疑;此外,也应借助国际组织和基金会的力量加强国际宣传”。这些在作者看来都有助于提高中国更高的国际可信度,推进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 针对美国亚太战略,凌胜利和郭杰妮两位同学,从联盟的角度以及离岸制衡的角度,基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动因,指出中美关系是影响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因素,并对中国外交的应对策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凌胜利同学认为,“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亚太盟友共同施压,为了适应当前美国亚太战略、对华战略的需要,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联盟转型,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主要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程度的影响,呈现岛链化、北约化、雁阵化、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周厚虎的文章则关注美国霸权战略中的软实力要素,指出“在美国的崛起以及美国霸权的确立维系过程中,观念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要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国民观念,国家文化以及国际制度为基本变量分析了美国霸权战略中的软实力因素。作者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的‘巧实力’外交理念,与新孤立主义、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和平论一样,是美国政府实用主义外交的新标签”;“确保美国全球霸权优势,基于对权力和安全追求的现实主义理论依然是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前提”。 在目前世界面临全球治理能力不足的背景下,陈建山和余博闻两位同学从“新兴大国”崛起的角度,认为“新兴大国”应该更多的融入全球治理领导机制,加速全球治理领导机制的改革进程,具有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余博文同学对文献进行了深入梳理,明确分析了在现有领导体制衰落的情况下,影响权力交接的核心因素,并提出双核模式,也即“通过以BRICS为轴心整合南南合作,进而在G20内部建立BRICS-G7双核领导体制”,以期以此推动全球治理获得新领导力量。韦进深同学集中关注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一事实,指出在国际体系转型时期个别成员国利用了一些体系的松动和规则的退化。该文明确了为了解民主国家的遵约问题,了解其国内政治制度的必要性。这篇文章让我们思考有些国际规范是否太过超前。 在论及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之一的“欧债危机”时,王亮的文章意在对欧债危机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互动进行直观分析。他指出欧债危机的根源所在,也即南欧国家出现问题带来系统化危机,同时,他对当前欧债危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作者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是要完善或者建立相应的金融稳定机制以及共同的财政纪律。依作者的观点,欧盟一体化水平会随着欧债危机的解决而进一步提高。 作为本届论坛唯一一篇涉及公共外交的文章,贾付强同学从宗教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1943-1953年期间对外所展开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并指出这些活动对于构建苏联和平的国际形象的重大意义。 鼓励各位同学发现、提出问题,并在论述和解决问题层面上勇于创新是举办博士生论坛的目的所在。入选的论文无一不体现着博士生在理论和实证研究过程中所进行的探索性思考。专家的指导和精彩点评是论坛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论坛成功的基础。各位与会的专家在认真阅读相关论文后,本着学术平等的原则,从学术的角度,针对论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真知灼见,明确指出可供改进的建议。比如,就“新现实主义适用于对外政策分析吗”一文,与会专家建议可以有针对性地“探讨权力结构对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而没有必要沉浸在70年代的Waltz的论述中”。针对与会博士生在选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各位同学“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过去40年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仔细认真地梳理,明了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研究”,这有助于各位同学提出和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希望同学们的研究能够“落到基层,找出具体问题,进行实在研究,而不是站在一个学科的制高点指点江山”。在鼓励大家创新的同时,有学者语重心长地指出同学们应注重研究方法,明确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的问题要符合学科的规范和常识,此外,要扩大阅读量以充实论证。诚如朱立群老师在评论中所说: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需要好好地看世界。”在评论的环节,多位学者认为,尽管与会博士生都具有了一定的文献梳理意识,但是对于外文文献的过度依赖反而不利于国际关系现实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来自外交学院的陈志瑞老师从编辑的角度就文章的写作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建议。他指出,一篇好的学术文章有三个主要要素:问题、叙事、文字。详细说来,就是问题意识;运用概念、理论方法和核心事实说明问题;文字写作符合规范。同时指出,学术研究的第一目的是求真,不是解决问题;政策分析才是解决问题。 相较此前几届的博士生论坛,本届论坛做了一些调整和创新。首先是在论坛结束后,为博士生提供了一个与编辑的交流环节。希望通过博士生和编辑之间的直接交流、沟通,加深对所从事研究的重视,进行更为客观实际的研究探索。此外,本届论坛设计的另外一个环节是往届的博士生与在读博士生的交流。以此希望互通有无,汲取经验。再有,本届博士生论坛举办期间,各位评审老师都分别根据论文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场发现的研究短板,为在座的博士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阅读书单。此书单不仅局限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同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等其它范畴。比如王政毅老师推荐的《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以及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这些对于同学们此后的研究有非常好的实际借鉴意义。 此次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际上,作为国内高水平的博士生论坛,历届入选学生的论文都会集结成册,部分学生的论文在评审老师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已经发表在国内的期刊杂志上。很多同学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博士生论坛发现,激励和鼓励了他们。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3年理事会
2013年7月15日至16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3年理事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本届理事会的主题为“中国外交新起点:理念创新与实践发展”,来自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等单位的八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于7月15日上午正式召开。开幕式由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王帆主持。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致开幕词,对参会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合影留念。随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赵进军大使向与会代表做了学会工作报告,并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大国博弈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新态势”、“中国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国力上升后的国际影响”等热点问题阐述了观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云南大学副校长肖宪教授、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张武专参赞在开幕当天分别做了主旨发言。 杨洁勉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创新重点体现在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周边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创新四个方面。中国需要对全球治理的整体理论、制度和机制理论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建设,还要重视全球治理的道义性和价值观等。中国需要深入分析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维护友好睦邻之间的逻辑关系,重新定义国家的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关系,确定中国和邻国阶段性的共同目标和利益。中国要在安全理念、安全机制和安全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陈志敏教授则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英文释义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了推敲,陈教授认为对“大国”概念的阐释,应该避免令西方产生歧义,中国应该对于新型大国关系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这样有利于宣传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黄仁伟教授以“国际关系中的利益与价值重构”为主题,通过中国经济移民、斯诺登“棱镜事件”和朝鲜问题等多个案例提出了中美新的利益生成点为网络安全合作、我们要打破“大西方”等观点;肖宪副校长以“向西开放”为主题指出,国际格局的转型尤其是中国周边国际格局的转变,迫使中国把原来较为单一的“向东开放”转变为东西并重的双向战略。他认为,向西开放应该涵盖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之下的西北和西南两个大的战略方向,辐射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最终可望拓展广大的战略空间。张武专参赞则对近期的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点评,对中美、中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政策性解读。 “‘中国梦’与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专题由朱瀛泉教授主持。外交学院赵怀普教授以“新形势下中国的区域化战略思考”为题进行发言,认为“中国梦”和“亚洲梦”应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加强东亚区域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以美欧自贸区的发展和“欧洲梦”等事例来说明区域化发展的重要性。以韩国在东北亚合作问题上表现活跃为例,来说明中国应积极思考区域化外交战略,主动发展区域倡议,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上海外国语大学韦宗友教授以“国际体系转型、中美竞合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为主题进行发言,韦教授认为国家权力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因素,非西方大国是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韦教授提出中美关系是“同床异梦”。在经济、安全、军事领域存在不同主张的中美,在多种领域也有着紧密合作。“中国外交理论、体制与方式创新”讨论专题由杨恕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朱素梅教授以“中国公共外交的非官方渠道”为题,强调了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非官方渠道的重要性,指出非政府组织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最后认为中国应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官民并举的公共外交。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提出了解决中国经济外交问题的几大着力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开拓新的国际能源供应渠道;引进先进环保技术和理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好产业结构调整,为开放国内市场做准备;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加大力度维护适应企业在海外的利益。武汉大学张晓通副教授以中国经济外交为主题,指出中美关系是以互信为基础,应该“以政促经”来构建两国关系;而中欧关系是以互利为基础,应该“以经促政”来构建中欧关系。 “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格局变迁、转型期与机遇期”专题由陈志敏教授主持。中共中央党校马小军教授以“国际格局转型与我西部战略谋划”为题进行发言,认为中国应当在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再构建的大背景下对自身战略做出“东稳西进,北固南下”的调整。云南大学毕世鸿教授就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发言,认为合作机制拥堵妨碍了湄公河区域内外国家在该地区进行深入合作,中国应当倡导良性竞争,并借助区域合作机制改善与区域外大国的关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格琴副教授以“冷战后美国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认知讨论”为题进行发言,以建构主义视角解读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认为相比较于外部的制约因素,日本国内的“反军国主义文化规范”对其安全政策变化起到更大的制约作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专题由黄仁伟教授主持。云南大学李晨阳教授以“缅甸政治转型的发展趋势与中缅关系”为题进行发言,强调缅甸的政治进程总体上会往前走,中国处理与缅甸关系时应当客观看待缅甸的政治转型。云南行政学院舒源博士以“中缅油气管道:价值与挑战”为题进行发言,从中国石油安全状况、中国周边形势、沿边区域发展、缅甸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基础等角度阐述了中缅油气管道的价值,同时认为,中缅油气管道还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不足。 16日中午会议正式结束。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黄仁伟对为期两天的会议进行了总结。会议认为当前国际体系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中国未来的战略谋划和相应的外交工作应就此作出调整,抓住机遇,多做创新,不断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增进与国际大国和周边国家间的互利互信,为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的再构建贡献力量,为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国家关系学会秘书长朱立群教授致闭幕词,对外交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对于此次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佟巍供稿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2011年12月26日,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专业研究机构,以及外交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6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外交部李金章副部长莅临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大使就学会本年度的工作做了工作报告。随后,大会通过主旨发言、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及中国外交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学术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届理事会为期一天,在顺利履行了各项日程之后圆满落下帷幕。 一、外交部李金章副部长发表重要讲话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大使的主持下,外交部李金章副部长首先发表重要讲话。李金章副部长首先向与会代表通报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李副部长指出,今年的国际形势变化十分复杂,表现出总体稳定、重大事件繁多的特征,总体上可以用四个“一”来概括:一场动荡、一次危机、一支力量和一大调整。“一次动荡”,是指西亚北非的局势动荡。李副部长指出,这场动荡来势快、范围广,而且现在远没有见底。这场动荡是由内因外因共同作用造成的:内因起于相关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体制僵化、军人专权、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等因素,外因则与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自由的“大中东”计划密切相关。从根本上看,这次动荡也是该地区国家探索自身发展新模式的一次尝试,但要完成这次转型,这些国家必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这次动荡中,中国较妥善地处理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较好地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今后我们应继续本着“冷静观察,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稳妥应对”的方针来妥善处理这场动荡,以保持我们主动有利的地位。 “一次危机”,是指欧债危机。今年以来,这场危机持续深化蔓延,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稳定的突出问题。这场危机短期内难以根除,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体现出西方国家在政治、社会领域内的深层次问题。对于欧洲的救援要求,我们在意识到欧盟作为我最大贸易伙伴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国家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在对待这一问题上,中国既要显示出积极姿态,但也更应该保持谨慎与低调。同时我们也应该利用美欧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来保持我们的战略主动地位。 “一支力量”,是指新兴市场力量。经济上,在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均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保持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政治上,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深化,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是当前形势诸多变化当中最重要、最根本性的一次变化,将推动国际关系、国际格局日益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我们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十分强大。因此,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关键性的战略力量,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也说明多极化的实现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次调整”,则是指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加大对亚太地区投入。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开始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提出要重返亚太。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调整,奥巴马的亚太战略基本定型,即在安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全面推进,力图打造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为主要抓手、以美军前沿部署和同盟体系为保障的亚太政治经济安全架构。美国加大对亚太投入,是为适应21世纪国际形势发展、维持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一次重大措施。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针对中国的意图相当明显,试图把我们纳入到由美国主导的新秩序当中。我们对此要高度重视,冷静观察。此番美国的战略调整看上去气势汹汹,但本质上是美国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背景下的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亚太是多种力量并存交汇的地区,美国想要独家主导这一地区的事务显然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美国构筑以军事同盟为基轴的亚太格局是冷战思维,是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对于美国战略调整中针对我们的一面,我们要心中有数,但切忌对号入座。我们要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充分地发挥我们的地缘、经济、政策、人文等多方面的优势,构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体,使得美国难以在我们同周边国家之间挑拨离间。我们要以10+1、10+3为重点,以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为着力点,以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为运筹平台,平衡地推进周边多层次区域合作,推动地区国家建立政治互信、经济共赢、安全共商、文化互见的一种新格局。只要我们工作开展得扎实、稳妥、深入、持久,就完全可以能够保持在周边和亚太地区形势演变中的主动有利地位。 总体看来,在国际格局加快转换的背景下,我们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各种挑战。因此,我们应该始终牢牢把握住国情、世情,坚定地贯彻、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以国家的根本、长远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深,把挑战转化为前进动力,把机遇转化为实际的利益,切实做好把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化权力这篇大文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更加有利的、和平的外部环境。 紧接着,李副部长对今年外交部的工作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展望了明年工作的思路。李副部长将今年的外交工作归纳为五大领域:一,经济外交。我们紧紧围绕着十二五规划,有效地应对了世界经济变局,推动了在欧亚、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开展能源、高铁、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项目合作;围绕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和西方进行周旋,坚定地维护了自身的正当利益。二,妥善处理亚非变局,确保了国家的安全。我们同西方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密地防范西方把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祸水东引的图谋。三,推进国际体系改革,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今年以来,我们国家领导人深入开展峰会和首脑外交,积极引导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把我们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转化为制度化权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利用这些平台宣传我们的发展成就,展示了我们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四,积极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年以来,我们同各个主要大国的关系总体平稳发展,保持了稳定有利的周边环境,妥善处理了与邻国的海洋权益争端,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五,积极开展公共、人文外交,进一步树立了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良好形象。我们围绕十二五规划、建党90周年等重大活动,加强舆论的引导,唱响中国发展前景光明论。我们积极开展新闻发布工作,借助外交部蓝厅论坛、“外交小灵通”微博、外交服务站广播等公共外交新手段,向国内外的民众广泛地宣传了我们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理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李副部长还就几组重大的对外关系进行了汇报:一,中美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总体上保持了一种平稳发展的态势,但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依旧。随着明年美国大选的临近,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重要敏感的关键期。对此,我们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加强战略谋划与策略运筹。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美两国依存度较高的现实。我们要坚持中央对美工作方针,抑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扩大两国关系的积极面,努力保持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二,中俄关系。俄罗斯是我们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经营好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对我们战略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俄罗斯政局正处于重要敏感期,目前来看,俄罗斯还不会发生西方所希望的颜色革命。我们衷心希望俄国内的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希望统俄党和普京能够继续执政,这无疑在战略上是对我们有利的。俄罗斯同西方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客观上对我们巩固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三,中欧关系。欧债危机暴露出美欧矛盾上升的一面。法德两国在欧洲作用进一步突出。欧洲对中国的借重、倚重在增加,给我们运筹中欧关系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欧洲存在向我们转嫁危机的意图,其对我快速发展的不适应感也在增强。对此,我们要在拉住、稳住欧洲的基础上用好、用足欧洲,积极支持欧洲克服债务危机,保持中欧关系稳中有升的态势。四,中日关系。中国对日本的灾后援助与支持拉近了两国间的感情。野田为首的新内阁高度重视两国关系,但我们也应看到日本在总体战略上追随美国的一面,中日关系发展面临不少复杂因素。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40周年,我们要借此机会增强两国政治互信,掀起中日人文交流新高潮。五,周边外交。总体上看,今年的周边外交中我们还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继续深化,高层交往密切,其对我倚重进一步上升,一些热点、敏感问题总体上是可控的。 随后,李副部长简单报告了明年外交工作的思路。明年的外交工作将更加繁重。从外部来看,今年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有些刚刚露头,有的还在进一步地发展,其后续和延伸效应将在后续几年持续显现。国内来看,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特征,需要我们妥善及时地处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外交工作要紧密围绕“促发展,维稳定”的主线,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积极推进大国关系布局,塑造周边战略格局,引导国际体系变局,全方位地推进外交工作,为十八大的召开和十二五规划全面实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最后,李副部长向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当前国际关系大调整、大发展为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一,要加强对形势的研判和战略性问题的研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二,推进理论建设,增强国家话语权。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学者们要扎根国情,吸收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积极提出中国的理论和主张,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三,唱响和平发展道路论。和平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希望专家学者们以此为契机,来深入阐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化解国际舆论中对我国的各种疑虑。 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大使做学会年度工作报告 本环节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授主持。赵进军常务副会长首先向与会代表简要通报了今年以来学会以及各理事单位举办的一系列活动。随后,他就今年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做了报告,并就学会明年的工作做出了部署和展望。 对于今年的国际形势,赵进军常务副会长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复杂多变,出现很多新的热点和敏感问题,可以用四大特征来概括:一,西亚、北非连锁性动荡,至今余波未平。这场动荡终结了相关国家长期的强人统治,并迅速波及巴林、叙利亚等国,由此引发该地区政局起伏跌宕,经济停滞低迷,社会与宗教矛盾激化,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异军突起。同时,这场动荡使得国际油价长期高位震荡,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动荡的背后是西方国际赤裸裸的军事干预和利用互联网造势的“双刃”战略。这场乱局无疑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面临二次探底。发展问题已成为当前全球各种力量博弈的焦点。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并可能扩大化和长期化,从而使欧元区甚至欧盟存在解体的风险。当前美国经济形势总体不好,引发出一场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并在西方国家形成“溢出”效应。为摆脱困境,欧美相互转嫁危机,同时亦向新兴经济体转嫁危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进一步显现,这对中国和世界各国都构成极大挑战和警示。三,美国加快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美急于卸掉反恐战争的包袱是其调整全球布局的大背景。美将亚太定位为其全球战略的枢纽。在军事上,美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的军事与战略协调,同时还加强了与印度、越南、菲律宾的海军合作。在经济上,美鼓动相关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及自贸区协议,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并力图发挥领导角色。美还高调介入南海争端,企图激化矛盾。总体上看,美旨在将军事力量和战略优势转化为在东亚事务上的主导权,其战略意图中遏制我的一面十分明显,对此,我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但美国能否真正有能力主导亚太事务,我们还要冷静观察。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两国相互依存的一面不断加深,在解决自身及全球性问题上,中美还需要相互借重。“增进互信,化解分歧,推进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主流,这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四,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渐趋均衡的方向发展,但外部世界对我的责任期许、战略防范和借力牵制还将长期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一直充当了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并在IMF等重要国际机构及机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回答了一系列国际舆论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份纲领性文件,国际关系学会应该认真学习领会,并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加以宣传和体现。 赵进军常务副会长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还处于“量变积蓄”的过程中,但也不排除会有局部激烈调整的特殊阶段,中国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在未来的10年、20年之内,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核心变量,对此,中国应该抱着“审时、度势、顺时、做势”的方针,进一步促成挑战向机遇的转化。 针对明年是世界大选之年的情况,赵进军常务副会长对学会明年的工作做出了四点部署:第一,要结合新形势,分析国际关系发展的中长期趋势,要多提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第二,要加强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制度的研究。研究的重心应当是“充分利用,适当参与,全面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第三,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自觉地把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研究联系起来,以适应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的新形势。第四,要加强外交理论研究,努力提高我学会研究成果理论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拓展公共外交战略的研究。要加强对我国和平发展规律和外交阶段性特征的研究,丰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内涵和对外影响力,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希望并预祝会员单位外交学院申请的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基地的项目能够取得成功,并为中国外交的理论建设做出贡献。 赵进军常务副会长还对学会未来的工作做出了几点展望。他指出,国关学界应该“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供国家之所需”,对此,学会秘书处可以试验形成一套统计各会员单位向中央报送材料数量的机制。学会及各会员单位要把关注点放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等中央急需的难题上,要多做管用、实用的课题研究,一定要落实中央的期望。 随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周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分别就国际关系变化与中国外交、欧债危机及其影响、美国战略调整及其应对等问题向大会作了主旨发言。 三、与会代表还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公共外交与中国的形象建设等问题展开热烈研讨 在下午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国际形势走势及其对我影响”、“国际机制建设与中国的多边外交”、“西亚北非局势及其对我影响”、“公共外交与中国的形象建设”、“美国亚太政策调整及东亚地区形势”等六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分组讨论。很多专家就现阶段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和我国外交政策实践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会议认为,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细述了中国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历程,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说明了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白皮书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不排挤任何国家,中国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与会代表普遍认为,《白皮书》对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做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强调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在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这是中国对于自身基本立场的宣示,对指导中国的外交往有着积极意义。 2011年是国际形势发生十分深刻复杂变化的一年。国际形势总体保持和平稳定,但影响深远的事件层出不穷,动荡的一面比较突出,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变革。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地区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进一步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风险上升;美国从伊拉克撤军,高调重返亚太。对此,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而坦诚的交流。有学者指出,此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是阿拉伯国家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从根本上说是自生性的,是内因长期发酵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大众政治觉醒的一个体现。我们不要因其造成一时的混乱而横加指责,也不要心存冷战思维定势而对其贬损,而是应该从实际出发,冷静观察,方能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针对当前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大部分与会代表均认为,这场危机不只是一场简单的经济危机,更是西方世界政治体制问题与社会问题的长期积累所引发的危机。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欧洲经济形势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而,中国对欧洲所提出的救援要求应该抱一种更加谨慎、低调的态度。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也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一大焦点。有学者认为,美国积极参与进东亚多边合作进程,出手干涉南海问题,实际目标是为了牵制、遏制中国,平衡中国的发展。也有学者较为乐观,认为美国的战略调整只不过是其正常的战略收缩,其对东亚多边机制的参与实际已经无法撼动东亚一体化的主体进程,因而中国实在无需对此太过担心。 公共外交也是与会代表们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公共外交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共同运作,以各国政府和民众为工作对象的最广泛的外交活动,是一种反映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树立国家形象的行为。一段时间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推动公共外交大发展的热潮,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学界媒体,都在热情关注和积极支持公共外交。这也便是为何公共外交连续几次成为国际关系年会的专题讨论议题的原因。与会代表们首先针对赵启正先生的公共外交“定义图”展开热烈的讨论,对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的区别进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随后,代表们又对当前的国家公共外交开展的手段与方式表达了各自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公共外交方向太过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还有学者指出,我们在互联网上开展的公共外交有点死板僵化,对如今年轻人较多关注与接受的社交性网站关注较少。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中国的对外战略调整、中国对国际机制建设的参与、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学会应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外交工作的新要求,集中力量认真研究国家总体对外战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努力发挥好智库作用,为中国外交的实践和发展服务。 最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曲星所长做了总结发言。曲所长将下午专题讨论会的内容概括为五大要点:一,中国外交战略是否应该调整?曲所长将现有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分解为三个关键词:光,晦,为。光是意识形态之光,晦是经济建设之晦,为是制度建设之为。曲所长认为,今天世界发生的变化尚不足以让我们改变这一外交战略。二,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曲所长指出,“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为外交所用,而不是生搬硬套。三,中国是否要结盟?曲所长认为,无论从历史教训来看,还是从现实利益来分析,结盟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可取。四,中国在国际机制建设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已经从国际机制的革命者变成改革者,因而我们更应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制度维护之,不利的则改革之。曲所长指出,中国应不遗余力地推动国际机制建设,“行于可行,止于不可不止”。五,中国应如何处理国际道义问题?国际道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用两分法来简单下结论。我们判断任何国际道义问题,首先都应该从自身的利益关切出发。总体来讲,曲星所长认为,我们应该抛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更加务实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3年年会
2013年12月27日,以“新时期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3年年会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杨洁篪同志莅临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外交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张业遂同志出席会议并做了主旨发言。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大使做了学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专业研究机构,以及外交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100余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通过专题报告、主旨发言、自由讨论等多种形式,与会专家和学者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学术交流。此次会议为历届学会年会规格最高的会议之一,取得了圆满成功。 国务委员杨洁篪同志就“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做了专题报告。报告主要讲述了国际形势的新动向、我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新成果、国际关系研究的新方向三个方面。杨洁篪国务委员还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发展中国智库,多为我国外交工作做贡献;努力构建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国学派;研究要坚持服务大众,将国际关系研究与社会舆论引导结合起来;坚持人才发展战略,推动国际关系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与壮大;发挥智库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作用。 外交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张业遂同志围绕当前国际形势、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周边形势和热点问题做了主旨发言。张业遂书记指出了2013年的国际形势经历的复杂变化,并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周边形势与热点问题进行了政策性解读。他还对2013年我国外交工作的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下一步外交工作思路进行了详尽阐释。 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大使代表学会做了年度工作报告,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授主持。赵进军常务副会长向与会代表通报了2013年学会以及各理事单位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并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总结,最后对明年的学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杨洁勉、曲星两位学会副会长分别就“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外交创新”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外交学院院长助理王帆教授主持了主题发言。 在随后的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中日关系、战略思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中日关系、周边外交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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